“付随鑫：特朗普税改既是经济实验 也是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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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改革也充分体现了共和党精英和选民普遍诚信信奉的精细经济学( trickle-down economics )。 这个理论和供给经济学类似，认为短期内向富裕的公司和个人倾斜地提供减税，从长远来看可以提高全员的生活水平。 这个理论真心信奉共和党精英，也符合自身利益。 共和党人相信这次减税的直接影响是，首先给极少数富人带来大幅利益，然后让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成为经济繁荣后的间接受益者，最终实现全民收入的增长。 因此，共和党精英不回避减税的直接利益，而是流向富人，这并不掩盖一些中低收入者税负反而恶化的事实。 滴滴经济学理论上是一种巨大的喜闻乐见的帕累托改进，但实践上其效果尚不明确，容易加剧不平等。

直到具体的税收理论，共和党的减税依据都是里根时代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夫( arthur laffer )提出的拉夫曲线。 这个理论认为，税率和税收的关系是贝尔曲线，税率过高和过低会减少税收。 只有税率在适当的区间，才能带来最多的税收。 这个理论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但问题是不太明确“最佳税率”。 一些研究表明，美国经济仍在拉夫曲线的左侧，将税率设定为70%可以获得最多的税收。 但是，另一项权威研究认为，将税率提高到33%是最有效的。 事实上，里根减税确实增加了税收，但无法抵消随之而来的赤字。 现在美国增长乏力，债台高筑，特朗普政府税费改革困境可能比里根时更严重。

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税收改革的可能国际溢出效应

结语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附带鑫正文，自《现代世界》总第434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