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协会长：“烟草院士”让国家形象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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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3年前亚太地区反吸烟协会组织执行委员会的投票决议，apact会议将首次在中国召开。 五年前，中国在国际控烟大会上，被200名世界非政府组织代表一致授予“脏烟灰缸奖”，国际声誉已经很严重。 去年，被舆论质疑的“烟草院士”被国际控烟行业评为年十大事件之一，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控烟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质疑、谴责中国政府控烟力的首要证据。 昨天，黄洁夫和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共同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扭转了中国烟草颓势的契机和希望。

■对话动机

17日，第10届亚太地区吸烟与健康大会( apact )在千叶县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派出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

但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控烟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认为，参会存在一些压力，第一，中国近年来控烟工作进展不大。 的中外专家50多人对中国“控烟交易”评分只有37.5分，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控烟立法”，全国烟民超过3亿人，7.4亿人吸烟，女性、青少年吸烟率还在上升，符合国家形象。

“我们如何发出有助于改善国家形象的声音？ ”。 去日本之前，黄洁夫与卫计生委员会、控烟协会相关负责人梳理了我国控烟现状、形势和切实可行的突破战略。

■对话人物

黄洁夫:原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教科文组织文卫体委副主任、中国控烟协会会长。

谈烟草院士

伪科学命题学家获得了声誉

新京报:亚太地区吸烟健康大会在非政府组织会议上，为什么国家卫生计生委要邀请你参加率团？

黄洁夫: apact会议是国家搭台、社区唱戏的机制，代表着一个国家在“控烟交易”中从事的国家意志，反映了国家控烟的形象。

从周边烟草控制积极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有政府的确定支持。 我国香港和澳门，都很重视特首涉及这项事业。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在控烟方面进步也很大，在吸烟率一直很高的俄罗斯，这次普京总统也发表了控烟的决定。

卫计委领导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考虑到与原卫生部的工作连续性，加上我现在兼任中国烟草控制协会会长，所以我带队参加了会议。

新京报:但是，中国控烟交易的表现似乎一直很差。 被舆论质疑一年多的“烟草院士”至今未被取消，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吗？

黄洁夫: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最高科学荣誉授予了研究“烟草降焦减灾”伪科学命题的人。 我不能说这件事。 由于“烟草院士”，许多国际组织、控烟者纷纷指责中国。

我们这次去日本开apact。 “烟草院士”是我们代表团面临的疑问。 其实这个问题在社会上有很多反响，希望工程院妥善解决这件事，但实际上工程院生物医学部的院士都有一致意见，但不幸的是，很久以来，这件事还在发酵，影响了国家形象和我国控烟工作的“国格”

谈控烟策略

领导率先戒烟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你是指导干部医疗保健的医生，国家高层领导抽烟吗？

黄洁夫:据我所知，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几乎不吸烟，或者禁烟。 我知道邓小平过去吸烟很多，但晚年生病时知道吸烟的危害，很快就戒烟了。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戒烟了。 在外面流传的一生都不吸烟。

我在临床工作中，当告诉患者吸烟对他的身体有害时，大部分患者都听从了劝告，很快就戒烟了。 即使极少数领导人有吸烟习惯，他们也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新京报:但是，在地方、基层，领导干部在会议室似乎经常喷出云雾。

黄洁夫:控烟的气氛还没有在很多地方形成。 在地方上，许多基层干部因工作人员压力等原因吸烟现象严重，这与他们经常送烟和公务吸烟也无关。 这也应该是现在中央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该扼杀的坏风。 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在公共场所吸烟，通常人不太容易介入，即使有法律也没有“执法”。

新京报:许多热爱吸烟的基层领导干部，可以说是中国吸烟前道路的屏障吗？

黄洁夫: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很多领导人都有觉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吸烟者有吸烟的自由，不吸烟者也有不受二手烟危害的权利。 吸烟实际上是生理上依赖中毒的疾病状态，有健康的无烟环境也有助于戒烟。 希望国家层面尽快下发文件，明确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在公共场合、职工场所吸烟。

这和医生对患者的模范作用一样，如果医生在患者诊疗时抽烟，就不会成为医生。 其次，国家卫计委出台了相应的加强无烟医院建设的规定，为保护青少年，教育部门也积极创建无烟学校。

抑制烟草的发展

上级领导大力推进

新京报:《烟草院士》会给代表团带来耻辱吗？ 我该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疑问？

黄洁夫:不是代表团丢脸，而是整个国家丢脸。 因为我们要召开下一次apact会议，所以必须在这次会议上树立我们国家正面的控烟形象。 新的中央政治局最近有了改进工作方法、密切联系群众的重大规定，现在又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我相信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事，中央高层领导一定会大力推进。

新京报:国家级控烟法，已经拖了多年了，这次有时间表吗？

黄洁夫:由于“烟草工业”涉及国家经济，立法的时间和文案都必须是“审时度势”。 全世界的科学研究表明，吸烟严重危害民众健康，给社会和家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公共场所吸烟也侵犯了公众环境安全和公共健康等基本权利，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立法时机亟待解决，这也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

新京报:尽快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 你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黄洁夫:人民的健康和国家形象。 中央领导集体召集全国人民实现“中国梦”。 我想实现这个梦想的国家，一定是民众吸烟率低的国家。 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控制吸烟，公共场所禁烟(立法)工作一定会加快。

谈论戒烟

戒烟治疗必须纳入医疗保险

新京报:现在中国吸烟率达到30%以上，让吸烟者戒烟的现实吗？

黄洁夫:目前，中国每年因吸烟死亡人数达140万人，7.4亿人受到二手烟的危害。 许多妇女儿童不吸烟，但患有与烟草相关的疾病，青壮年和妇女死于心脑血管病和癌症的人数不断增加。

我一直跟控烟协会的同志们说，控烟工作的着力点不是部门间的争吵，而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国家控烟立法，保护公众健康。 如果你爱吸烟的人，如果你尊重别人，就必须告诉他们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如果你爱自己的妻子，就不要在他们面前吸烟。

此外，为了加强烟草健康危害的科普教育，营造无烟的公共环境，有利于烟草公司和烟草种植业变革的经济政策。

新京报:前几天，各地很多大医院都建成了禁烟门诊，那之后患者很少，你怎么看？

黄洁夫:我刚才说过，吸烟是一种病，烟草的危害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要做好戒烟门诊，不能只抱怨吸烟的人不戒烟。 重要的是，要增加国家控制烟草危害的投资。

现在，禁烟设备、药物很贵，普通老百姓很难负担得起。 支持将戒烟治疗纳入医疗保险的建议。 目前，因吸烟而导致的疾病负担支出超过了烟草税收。 国家支持吸烟者戒烟，降低吸烟率，也是减轻未来疾病的负担。

新京报:以你的官员身份，你不认为民间控制吸烟组织、控制吸烟者的行为、言辞过激吗？

黄洁夫:我不这么认为。 民间的声音是理智的。 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党内民主、一切政府部门，都要倾听赋予他们权力的民众呼声，不能忽视人民群众表达意见、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

新京报记者魏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