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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掏腰包蜂拥至汶川参加救援,志愿者、非政府组织、npo等不知名国民经历了志愿者启蒙,也是因为有学者称之为2008年的中国“公益元年”。 但是,随着救援热情逐渐冷却,志愿者团体也渐渐减弱了大众的视线。 根据世界慈善公益指数( world giving index )的统计,年中国人的志愿者参与率只有4%,5年后也只有4%。 这个踏步的数字值得我们深思。 对中国这样经济、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停滞的志愿者事业明显错位异常。
虽然志愿者组织在国内发展迅速,但幸运的是,仍然出现了民间自发组织的有社会责任感的非政府组织,公羊队就是其中之一。 公羊队成立于2009年5月,被称为浙江省公羊会公益救助促进会,从事突发性城市紧急救助、户外山林山难救助等活动,500名成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活动范围涉及国内外,赴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参加救援。 年2月台湾南部地震的现场也看到了活跃的身影。
公羊队浙江队队长徐立军告诉我们,从事志愿者工作,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在海外开展救援工作,也体现了中国大国的责任感。 他还说,民间救援组织在国际联络事务方面缺乏经验,在办理海外手续和与海外公益组织对接时也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 非专业的志愿者有时因专业技能缺乏训练,不熟悉国际救援活动的流程。 制度上的缺陷尤为突出,中国促进志愿服务的相关法律机构有需要快速发展的地方。 例如,志愿者行动中的人身保险制度尚未实现,相关部门颁发的“志愿者证”也未以其身份为正名。 另外,志愿者带薪休假也是突出的问题。 “民间志愿者很可怜,参加紧急救援要付工资。 ”。 徐队长说。
其实公羊队的问题,也是国内大部分志愿者组织面临的问题。 志愿者团体的数量日益增加,其活动范围、水平也前所未有,但志愿者尚未得到社会认可。 志愿者们来自民间,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放养”。 制度上,政府应该给志愿者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国际事务中提供帮助,在专业培训中提供指导,在法律和政策上提供帮助和保障。 国内有大小协会在制度上管理着非政府组织,但没有将相同比例的资源投入到事业建设上。 只有在制度认同上取得一席之地,志愿服务才能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及。
他的山石可以攻玉。 在许多志愿服务事业发达的国家,政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以日本为例,2007年,日本政府设立了日本信托基金( the japan trust fund )援助各种志愿组织,并开展了联合国志愿人员项目( united nations volunteers )等多项志愿服务项目 其理念是“推进志愿者事业,促进减贫、地区和平和人道主义援助,为人类的可持续快速发展做出贡献”。
东日本大震灾发生后,日本政府在内阁府的主页上张贴布告,鼓励参加救援活动,承诺对志愿者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除了对志愿者团体的运营、捐款实施税收减免外,日本政府还将计入国家预算进行补助。 的街道建设、当地经济的复兴支援、对受灾者的生活和医疗的支援、受灾地信息的发布、受灾儿童的照顾等志愿者项目都在政府的补助金范围内。
为了预防事故,日本政府向所有志愿者提供了活动保险。 志愿者团体的队伍只要能够在高速公路上畅通无阻,并出示志愿者证,就不需要承担道路费用。 文部科学省为了促进学生的志愿者活动,要求各大学把志愿者活动变成可以取得学分的科目。 另外,日本政府为了防止二次灾害的发生,派遣了专家到志愿者现场指导瓦砾等灾害废弃物的解决。
在制度层面,日本志愿者们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社会行业也同样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响应。 在日本,参加志愿者团体是一种被推荐的自我实现方法。 除了社会人士和大学生外,普通中小学生和老年人也积极参加,认为这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好方法。 大学毕业生利用间隔年参加志愿者活动,或者以在校期间交换留学生的形式参加国际志愿者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 志愿者文化之所以在日本如此兴盛,要究其根本,除了市民社会迅速发展、地域自治度高之外,政府背后的推动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在国内,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志愿者的认识都很偏颇。 应该成为志愿者主力的大学生们对志愿者事业知之甚少,对志愿者活动的理解也没有超过社区劳动的水平。 抱有为育儿和晚年做准备的信念的父母们,不能容忍刚毕业的孩子参加志愿者活动“浪费人生”。 被家人阻止而放弃志愿者的人不少。 对政府民间志愿者制度支持的忽视和缺失扩大了这一认识,使志愿服务事业难以快速发展。
也有人列举了很多关于国内志愿者事业滞后的理由。 有人说中国贫富差距很大,与其救人不如自救。 有人说政府不开辟道路,做好事没有前途。 更有人说国民缺乏博爱和信仰,精神上有空漏洞。 但是,这些理由都是看树叶看丛林,当志愿者自身在制度和公共行业还没有获得“公民权”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指望它一蹴而就呢?
志愿服务的无偿性直接导致了对它的误解。 志愿服务常常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肤浅的自我满足行为,这种理解常常把“志愿者”和“沽名钓誉”划上等号。 我们把志愿者活动看成一种行为,不是一种态度。 事实上,在我们对志愿者的认识还停留在“无偿劳动力”的水平上的时候,国外学术界已经将“志愿者主义( voluntarism )”作为人类行为学的复制品进行了讨论。
海外志愿者活动不仅包括无偿奉献,还包括信仰。 这种信仰应该追溯到雄辩主义( amateurism ),这是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提出的概念。 顾拜旦认为,运动员应该免费站在竞技台上,用他们的体育精神启发人类社会。 同样,志愿者们通过自己的无偿劳动,向社会阐述社会责任,扮演着普遍的善。 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善,我们必须首先为这些努力的好人正名,在制度上给他们推力。
沈一发动机,日本大阪大学人类科学研究科共生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标题:“沈一擎:若欲扬善 先为善者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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