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走出去”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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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家》:你在《善行天下》一书中把基金会“走出去”分为五个层面，资金、人员、项目、机构、企业品牌，目前国内实现五个层面的基金会有那些？

陆波:根据我的研究，严格来说还没有一个基金会真正实现这五个层面。 大部分在其中一两个层面实现了零的突破。

海外发生灾害时，基金的捐款将用于灾后救援。 人员一出来，第一是指驻外项目的员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快速发展基金会等实现了这一点。 “走出去”项目行业比较广泛，国际交流类如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多年开展的国际青少年交流露营项目，学术研究类如华民基金会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设立的华民研究中心，扶贫类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非洲旱灾”项目。 走出设施，比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2006年在英国伦敦设立了分公司“中国儿童慈善”，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缅甸设立了第一个海外办公室。

最能体现基金会成熟度的是企业品牌“走出去”，中国到今天为止一直是公益慈善行业，世界上没有一个知名的企业品牌。 我在《善行天下》一书中也列举了一些基金会推出的企业品牌项目。 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母子平安”项目、中国青少年快速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进入非洲”项目、中国和平快速发展基金会的中美、中蒙“友好光明行”项目等。 这些项目都做得很好，相对来说形成了企业品牌，但离企业品牌还很远。

《中国慈善家》:如何评价中国扶贫基金的“走出去”？

陆波:在我国的基金会，在“走出去”方面，他们处于领先水平。 中国扶贫基金“走出去”意识早，2007年提出国际化战术，是我国提出这一战术最早的基金。 在执行方面也很扎实，他们的员工告诉我，几年前捐赠海外救援的时候也接到过谴责和谩骂的电话，认为国内救援不好办，不应该把钱捐赠给海外，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依然“走人”

另外，我觉得他们这两年的厚度很单薄，海外事务所做的项目比较基础深，深入人心，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这不太容易。 例如基金会的项目是在尼泊尔对当地人进行健康教育，作为其中的一环是教他们如何在15分钟内洗手。 以前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认为，研究洗手问题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当地人总是生病，寿命不长。 通过小心找出痛点和对比度设计，这个例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这样的项目意味着中国公益慈善“走出去”到了不同的阶段。 以前“钱来了，人来了”基本上可以，但现在“心来了”。

《中国慈善家》:如何判断基金会“走出去”的能力？

陆波:我认为，除了在资金、人员、项目、机构、企业品牌五个层面实现“走出去”外，还有两个能力因素。 第一是资金规模，第二是长度。

资金规模是指国外投入的善款总量，这是一个实践指标，体现了募款能力、项目能力、人才储备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 长是指在海外运营的时间。

有一种说法是从公司那里学到的，叫做“出去，留下，沉下去”。 实际上有三个阶段，“走出去”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是看有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能维持项目的运营。 第三步是下沉，看项目能否深入人心，得到当地人的同意，取得好的效果。

勇敢尝试的财团太少了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中国基金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和水平？

陆波:根据我两年前进行的调查，我国基金会在“走出去”方面处于初期阶段的探索和尝试期间，基本处于“四无”的状态: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没有固定项目、没有当地员工、没有固定办公室。 形象地说，如果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分别与小学、中学、大学对应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小学一年级水平。

2004年6月《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以中国青少年快速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代表的公募基金会和以华民慈善基金会、成美慈善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非公募基金会走出国门，开始在海外开展公益慈善项目，但这些开展基本上是跨境快速发展的尝试性行为。

近两年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没有质的飞跃。

《中国慈善家》:这种“四无”的状态会持久吗？

陆波:“四无状态”是必然的阶段。 其实“四无状态”总结为几个，就是资金不足。 没有资金就舍不得租工作岗位，拿不出有竞争力的报酬，不能制定长时间的项目计划和目标，没有长时间的项目计划就找不到长时间的当地伙伴。 所以“四无”的根结是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的根源是什么？ 我觉得信心不足，“摸石头过河”，我会试着做，所以不能从长远来看，准备也可能不充分。

总体来说，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从“摸石头过河”开始，进入自信阶段。 所以，不要把这个阶段看得那么黑暗。 中国已经有这么多基金会了。 尝试“出去”或“出去”。 虽然现在是初级的，但是需要看到未来迅速发展的积极态度。

《中国慈善家》:中国基金会真的“走出去”，挑战和障碍主要有那些？

陆波:首先，在国际舆论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西方媒体散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对我们不利。 二是在国内舆论方面，我国综合国力空前，但国内仍有许多落后地区和困难群体需要帮助，大量社会问题亟待处理的情况下，将大量资源投向国外开展公益活动，将引起国内公众和媒体的质疑，或 第三，法律法规的缺失带来了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涉及非营利组织(包括基金会)参与国际事务、设立分支机构方面的法规，要么处于基金会无法“走出去”的不自然状况，要么行政价格过高。 第四，人才匮乏，中国基金会领域现有员工基数本来就少，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的人更少，从数量到质量都没有承担“走出去”的历史使命。

《中国慈善家》:这些都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也有问题吗？

陆波:勇敢尝试的基金会太少了。 据我前(年)统计，中国4005个基金会中，只有37个在进行不同层次的“走出去”尝试，不到百分之一。 我去年看了相关部门的统计。 中国的社会组织有66.2万家，章程中注明要办国际事务的只有516家，不到千分之一。

我想呼吁越来越多有实力或意志的中国基金会大胆“走出去”，以公益慈善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政策本身要由实践者推动，条件也要由实践者创造，不是说你再等两年自然政策就行了，条件成熟，都需要行业和学术界一起促进和推进。

发挥“走出去”的集中效果需要政策导向

《中国慈善家》:有人认为，基金会“走出去”应该率先考虑贫困落后地区和人群。 因为他们更迫切需要帮助。 有些人认为应该选择发达国家。 因为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形象。 你觉得怎么样？

陆波:这两种说法或方法都是正确的。 哪个好呢？ 作为基金会和慈善家，我们有个性化的选择。 例如，看到非洲的穷人吃不上饭，穿着衣服遮住身体，觉得可怜，就把钱捐给他们。 或者觉得有必要重视全球变暖、环境污染、传染病流行等人类共同的问题，想寻找这些问题的捐款处理方案。

两个想法都没错，很好。 慈善活动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有人做这个层面，有人做那个层面，最后共同构建有活力的生态系统。 地上的苔藓重要还是灌木重要？ 还是爬大树很重要？ 很重要。 不能缺一个。

所以，我认为各基金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有趣、关注点做出个性化的选择，通过各基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共同组成中国公益慈善国际化这个团队。

《中国慈善家》:在你的研究中，中国基金会“走出去”的项目集中在海外的地区和国家吗？ 目标国家和目标地的选择有哪些规则和大致情况？

陆波:目前，中国“走出去”基金会在地域分布上参差不齐，没有形成系统，更谈不上发挥协同作用。 大部分“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其项目位于单一国家的单一场所，没有形成地区连片迅速发展的规模效应。

我认为选择目标国家和目标地需要指导和建议的方向，但现在没有。 正如我在《善行天下》一书中写的，现在的中国基金“走出去”是因为领导人个人的眼界和有趣，而不是集体决定和理性选择的结果。 作为非洲人民觉得不容易的基金会领导人，我必须带领基金会帮助非洲。我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要反馈母校，带领基金会去捐赠学校。 这种源于领导人个人意愿的行为，基金肯定会来，值得鼓励，但在国家层面，公益慈善领域层面，应该有指导，应该有战术安排，应该有一定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否则会迅速发展。

《中国慈善家》:从国家层面整体部署时，需要从那些方面制定一些推进的措施？

陆波:首先，需要管理归口部门。 中国基金会和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归口管理部门是民政部的民间组织管理局，但现在的基金会或公益组织“走出去”是自发的、零散的行为，从政府的角度看，没有归口性的管理，或者政府不十分重视，基本上希望“走出去”，但是怎样

第二，我认为政府应该从大国崛起、“一带一路”国家战术的高度来看基金会“走出去”的意义。 有区域或路径指导、建议，要制定具体的优惠政策，形成激励机制。

《中国慈善家》: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基金会在国际舞台上呈现“人少声弱势”的状态，目前中国基金会与海外中国企业结盟，是否看到资源互补的情况？ 原因是什么？

陆波:双方的联合很不够。 事实上，基金会和公司的联合双方都有意愿。 基金会可以与公司合作确保资金；公司与基金会合作，有助于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海外中资公司缺乏从事公司社会责任的专业人员，缺乏选择、运营和判断公司社会责任项目的能力和经验，缺乏与当地社区人士表达信息的能力和经验，这些都是基金会擅长的。

我认为现在联合不够的是，基金会的专业能力还不够。 中国的基金会从数量到频率都太少了，他们从事国际公益慈善的特点还没有显现出来，公司还没有同意。 这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慈善家》: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相对处于学习和追平阶段，国外有借鉴之处吗？

陆波:一定有。 第一，我们的网络公司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已经成为推动公益慈善迅速发展的积极力量。 例如，通过将互联网的费用和支付结合起来，或者联系起来，孵化出新的募捐方法，例如，中国的互联网做得非常好。 方法、力度、规模、展望面都很厉害。 例如，刷一次银行卡就会有1分或1分捐给公益组织等。 这些创新的方法很好，都是可以在国外学习的地方。

第二，中国公益慈善媒体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据我所知，国外很少有公共公益慈善类媒体，但在中国公益慈善相关的专业媒体比国外多得多，大部分纸质媒体也有专门的公益版面，平面媒体的投稿有公益频道，电视台有 这些媒体对公益慈善领域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监督和促进作用。

《中国慈善家》:如果条件允许，环境成熟，你认为中国基金“走出去”的数量越多越好吗？ 为什么？

陆波:我不认为所有的中国财团都应该“出去”，也不认为“出去”的财团越多越好。 要根据各个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看是否有必要“走出去”。 例如，一个基金会的定位是帮助朝阳区的残疾人，它完全不需要“走出去”，但如果是帮助全人类的残疾人，则可能需要“走出去”。

但是，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不能将基金会的定位、目标和人们全球化，但是应该利用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状况进行交流和学习。 一个基金会的宗旨是社区居民捐钱，改善社区生存环境，处理社区留守儿童问题，但它不需要“走出去”，而是全球范围内留守儿童、社区儿童基金会如何做、如何做

我想强调，作为正在崛起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我们“走出去”的基金会目前只占1%。 这个比例真的很低，需要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