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三中全会勾勒现代慈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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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落下帷幕，对公益慈善事业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那些信号？ 对于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和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问题，《改革》做出了怎样的回答？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中，许多地方都体现了快速发展慈善事业的思路和措施。 如果三中全会精神得到全面落实，慈善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是必然的。

"政社分离是迅速发展社会服务业的关键. "

华夏时报:从公益慈善事业的角度看，“决策”有那些亮点？

王振耀:关于现代慈善建设，《决策》不讲常规空语、客套话，直接指出了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所有问题，并给出了应对措施。

最大的亮点是直接提出“完善的慈善捐赠减免免税制度”。 因为税收是目前制约进一步加强公司、个人捐赠和公益基金的核心问题。 股票捐赠、非实物捐赠、基金会投资收益税收问题等是公益行业的热点议题。 我认为这将在三中全会之后出台确定的补助措施。

其次是有关社会组织双重登记的问题。 《政策决定》再次提出，优先考虑“积分培养和快速发展领域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注册”。 这将加快《基金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公司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编纂进程，预计年内完成修订，尽快开放“直接登记”。

三是政府购买公务服务。 《决定》要求政府进一步行使行政放权，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组织提供的与公共服务和处理相适应的若干事项。 这就处理了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做什么”的重要问题。

《华夏时报》:《决策》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这证明了目前的社会组织是不足还是缺乏活力。 你认为那些因素束缚着社会组织的活力吗？

王振耀:首先，现行规定要求各类社会组织，需要先找到业务主管部门，然后向民政部门登记。 这一要求使许多民间社会组织难以登记。 据我了解，目前民间专业化的服务组织，由于起点低，资金少，要找到业务主管机关，在民政部门注册非常困难，只能在工商部门注册。 但是，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生存状况堪忧，来自哪里的活力？

其次，大额捐款不能免税。 例如，陈发树捐赠83亿，交纳10亿税以上，就不需要在全世界捐赠。 代表比尔盖茨捐赠300亿美元，交几十亿美元的税，他还会捐赠吗？ 这样本来就行不通。 所以，有人说，我宁愿办企业也不愿办慈善机构。 企业有各种优惠免税政策呢。 因此，有必要使大额捐赠，特别是股票捐赠这样的富豪捐赠更加顺畅。

第三，世界上少有的社会组织工资水平的特别规定。 也就是说，慈善机构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 这个人很害怕，什么发展得很快？

华夏时报:对于政社的分离，《决定》使用了“加速”一词，证明了政社分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振耀:我国社会组织有两种非常特殊的形式:一种是事业单位，例如各种政府退休人员所办，或者是政府职能部门直接办的社会组织。 二是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联、残党等人民团体，其工人类似于准公务员。 过去，政社不分，注册组织要求主管部门，导致主管部门过多介入社会组织，或者其他部门难以监管有主管部门的社会组织，需要政社分离。

事实上，这类组织从事儿童、养老、残疾人服务等行业的公益慈善事业，但这本身是以人为本的领域，不需要政府直接管理，最好由政府出钱，由规范化的民间社会组织领取。 这样，社会服务业才能真正迅速发展。

当然，对于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等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也不能简单地“消除”，应该进行妇女联盟等职能变革，可以帮助妇女类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建设桥梁和枢纽，与民间组织进行交流。

华夏时报:对于“限期实现领域协会商会和行政机关真的是不可能的”，你是如何理解的？

王振耀:关于领域协会商会和行政机关脱离，今年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表述是“逐步推进”，“决定”的要求是“期限”和“真”。 这证明了“脱钩”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为什么要摘下钩子？ 是实现“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 原来很多协会、商会带有很多官办色彩，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对公司来说，不是真正的服务机构，而是领导机构，所以我国在世界上买什么，卖什么便宜？ 摘下钩子，领域就不会迅速发展。 产品质量和制度无法保障。 脱钩，会带来竞争，谁为公司提供的服务好，谁就能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不会引起腐败。

"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体制改革的时代. "

华夏时报:决策中多次提到公共服务，包括扩大公共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等。 过去的政府采购服务有那些问题？

王振耀:扩大以人为本的政府采购服务，是非常必要的。 这不仅是因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国际普遍的做法而且是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必然要求 养老、儿童等具体社会服务不能由政府直接提供。 例如照顾残疾人、老年人，包括心理安慰在内，在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发生后，必须由社会组织承担。

但现在来看，我们并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政府购买服务。 在养老、儿童、残疾人服务等行业，有哪些购买服务？ 不加大购买力，社会组织就不能迅速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应该是市场服务行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应该推动优质社会服务产品的出现，对产品标准、评价应该有明确细化的评价模式。

华夏时报: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存在哪些问题？

王振耀: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注册门槛高。 注册门槛高，做不到大家的服务，想做好事，时机和渠道不通，现在要投入专业化服务，需要培训专业化人员。 的当务之急是及时调整我们的有关政策，调整我们的有关法规。 二是缺乏资金运营支持。 特别是任何民间专业化的服务组织，由于起点低、资金少、政府支持不足，生存状况堪忧，组织活动也难以区域化、规范化。 的公共服务转移到社会组织后，社会组织将得到政府的援助，真正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华夏时报》:《决定》这次又为优先快速发展四类社会组织提出了重要培养，但社会组织目前不能直接注册。

王振耀:第一，缺乏法律支持。 《财团管理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公司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3个条例尚未编纂。 《慈善法》也尚未制定。

华夏时报:三中全会之后，法律的推动力会变大吗？

王振耀:“决策”在提到社会治理和公益慈善时，强调“依法”。 这种对法制的强调，一定会大大促进相关法律的修改和颁布。

华夏时报:与以往不同，“决策”的专业是“志愿者组织的支援和快速发展”。 那是什么意思？

王振耀:与发达国家专业化的志愿者和强制性志愿者相比，我们的志愿者组织还不成熟，很多都是“秀”式的表演。 例如，现在做志愿者的大多是大学生，是临时的，大学毕业后就会停止。

志愿服务应该组织化、专业化，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志愿服务最少的，有20%之多。 美国人已经有三部关于志愿服务的法律，规定了每个公民在一定的年龄段，必须提供多长时间的志愿服务。 我们现在一份也没有。 一旦中国开始了志愿者活动的法律体系建设，全社会就会有有用的志愿者，社会道德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这对于改善社会整体风气，完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意义重大。

华夏时报:总的来说，《决策》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振耀:三中全会全面规范了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现代公益慈善事业，包括立法、免税、登记、志愿者服务，包括政府采购，这标志着我国整体进入了社会体制改革时代。 可以说，“决策”描绘了现代慈善的蓝图。 其中如果文案真的能执行，在不久的将来，或者三五年内，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上一个非常大的阶段。